如果不是自小学习国画，我对北京的文化记忆就会简单得多。我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人，和前辈们相比，谈旧还欠点资格。但在那时，北京的传统文化氛围保留得还相对完整，街道胡同仍然承袭着明清的格局，在高大的城墙上可以俯瞰那些灰色的屋顶，城门楼子虽失了彩绘的颜色，却还是显得巍峨神武，每到傍晚，便有成群的飞鸟
这一切在我心中，与所受的革命教育是并存的，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。传统文化虽不曾借助运动的优势和激烈的口号，却以和生活不可剥离的存在，默默地浸润着成长的心灵。当我插队去了陕北，远离都城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一些情景跑到梦里来：让我在胡同里拐来拐去找不到出口，或者是在某个幽暗的旧屋里，见到昏黄的烛光照着一只粉彩的胆瓶……我时常想，这座古城给了我什么，让我于千里之外，还在梦中找寻着与它的认同。
由于父母在京城的一家报馆任职，我从少年时起，就得到了美术组几位老师的启蒙，对绘画有了兴趣，后又考入了北京少年宫国画组。这是北京的孩子接受课外教育的最高学府，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，所以，同窗的尽是各校的才子。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，就赶上“文革”。尽管时间不长，但这段经历，对我一生的兴趣培养和职业选择，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少年宫位于景山北边被粗大的柏树围绕着的宫殿建筑群内。国画组的房子，在院西侧高高的石台之上，屋内摆着十几张桌子，笔墨纸砚俱全，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书画作品。我记得第一堂课的内容，就是临摹永乐宫壁画里的侍女白描线图。也许老师们都没有想到，在这个古老的环境中临摹古画，少年们学到的，远不止起笔运笔那么简单，在钉头鼠尾玉簪螺髻之中，融进了古雅的意趣。虽然还远不能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博大精深，但入门的研习已使我感觉到，这应该是一门安静的艺术，不仅环境安静，坐到画桌前，心也必须安静下来，方能在一笔一画之中，细细地体味蕴含的美感。
对于绘画之道，老师概括的也非常简单，一曰多想，二曰多画，三曰多看。多想与多画，无论哪里的习画者都应做到。提到多看，便显出了北京的好处。这座城市本身，就是古典建筑艺术的佳作，夕阳辉映的角楼，如烟的护城河垂柳，隐藏在绿荫中的四合院，刻着垂花的街门，处处体现出先人们的匠心和风度。还有那些数不清的书店画店，更是成为我们学习与欣赏艺术的第二课堂。我上学的路上，就有几家只有一间门脸的小画店，经常拖延了我回家的时间。
学画是要花钱的，笔墨纸砚是必备的工具，当然都是买最便宜的，宣纸用不起，多数是用毛边纸、粉连纸，加上金不换的墨，大小白云笔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这已经用去了我每月从伙食费里挤出的大部分，除此之外，还要买书，画册大都是望洋兴叹，只能买一些技法小册子和单页画。这并不能满足需要，好在北京还有旧书店。最常去的，是东安市场和西单的旧书摊。至今我仍在叹息那些旧书店的消失，它曾是北京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不仅许多学者大家在此多有收获，就是对我这样囊中羞涩的少年，也提供了不小的帮助。
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颇具规模，大概有十几家，围成了一个空场，中间支着几丈长的大条案，上边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过期的杂志书刊。这里就是我经常来淘宝的地方。如果下午放学较早，我就会跑到这里，像个拾荒者，在书堆里翻找。那时《新观察》《中国青年》《人民中国》等杂志，经常会刊登美术作品，内文还会有速写与插图，多数也是出自名家之手。旧杂志很便宜，我买一堆回去，把画剪下来贴在本子上，日积月累，竟也贴成了几大厚本，分成国画、油画、速写插图等卷。这些自制的画册，虽然粘贴得皱皱巴巴，里边的画有大有小，有彩色有黑白，有的甚至模糊不清，但我却珍爱有加。因为里边的内容是我选择的，汇集的画家和画作比当时出版的任何画册都丰富。
还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，那就是琉璃厂。当时这条街还都是老房子，虽不像现在用水泥堆砌的门脸那么高大辉煌，却古朴得平易近人。从那些漆皮剥落的门窗里，可以窥见里面成堆的书画与营业员谦恭的脸，浓浓的书香卷气使得这里的人看起来都与别处不同。我想，如果只有故宫而无琉璃厂，古都就会逊色许多。虽然也是做买卖，可琉璃厂的文化意味大于商业和旅游意味，作为一个学画的少年，我可以进出任何一家画店的门坎，随意在里边徜徉浏览，既不会被门前带着外文的招牌挡在外面，也不会在冷眼的监视下感觉浑身不自在。店里的一切都被岁月罩上了一层赭黄的色彩，同时弥漫着说不出的香气，使人感觉协调而又温馨。每个店里，都有近当代大师的作品，像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徐悲鸿和陈半丁、秦仲文、吴镜汀等，虽然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古，但在这种环境中看他们的画，却没有遥远的感觉。当年他们的作品还没有拍卖出天价，很少有人为此作伪，所以养眼的，基本上都是原作。老店自有规矩，这里始终是静悄悄的，人们说话都是悄声慢语。那些店员被人称作师傅，并不像买卖人，风度倒似个教师，一个个深谙书画之道，对那些名家名作，如数家珍。从他们口中，我不仅得知了许多画家用笔用墨的特点，还听到了某某喜唱老生，某某喜吃梨核等逸闻趣事。我在这些店里，也确实体会到什么叫“童叟无欺”。一次，有位上了年纪的营业员和我探讨了约半个小时，推荐我买了《黄自元间架结构帖》，而那本书售价是一角五分钱。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，付出和收入很不成比例，但老店寓教于商，倒也是可称道的传统，在使我这样的少年获益的同时，也培养了一批潜在的客户，谁能说这不是远见之举呢。
京城学画还有一个优势，便是画展多，沙滩有新建的美术馆，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画舫斋。美术馆宽敞明亮，时常举办大型的展览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收获颇丰；而在画舫斋观画，却是别有一番情趣。这里本是一处建筑精美的园中之园，朱廊绕池，幽静典雅，据说是因乾隆皇帝的诗“斋似江南彩画舟”而得名。这里是北京美协的专用展览地，此间观画，美图与美景交融在一起，相互增辉。如今画舫斋犹在，只是不知为何与画展绝了缘，几次去都见闭门谢客，叫人扫兴。说起当年看画展，令我记忆最为深刻的，还是故宫的绘画馆。
故宫绘画馆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藏品展，据说是为了晾画。门票并不贵，要不然我这个穷小子也进不去。展厅设在宁寿宫西侧长长的庑殿内，从神武门进来，穿过大大小小的宫门，路经一座琉璃的九龙壁和几棵怪异的古松，才能到达这个僻静的院落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有点分不清在这里看画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梦境中。庑殿里光线很暗，长长的望不见头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檀香加朽木的味道。观者不多，工作人员裹着大衣隐藏在某个角落，偶尔才出来露一下面。人们走进来，会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不敢大声出气。那些古画，静静地呆在玻璃柜子里，被灯管幽幽地照着，好像笼罩了一层冷冷的月光，使得画面上的层峦叠嶂更显深邃悠远。
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展出地点，作品的古意，首先就被这环境给烘托出了，观画的瞬间，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，仿佛直接面对着古人，而忘记了身处何时何方。也许是那时学画的人比较少的缘故，故宫熙熙攘攘的人流都奔向了邻近的珍宝馆，去看那些西洋座钟上会动的小人，让出了绘画馆一片寂静的空间。而在这里流连忘返的，多数是艺术的信徒，有美院的学生和老师，专业或业余的画家，有颤颤巍巍的老人，也有像我这样的少年。他们有的跪在地上铺开纸笔临摹或抄录题跋，有的在画前一站就是个把小时，似乎要把每根线条都吃进心里。
那些举世闻名的国宝，比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，马远的《踏歌图》，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赵孟?的《秋郊饮马图》等，和其它的作品并列着，既没有特殊的装置，也没有用绳子隔开三尺远，你可以走近它，细细地观赏。什么元四家、明四家、四王吴恽、四僧八怪，凡是中国美术史上提到的名家名作，几乎都可以在这里看到。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虽不属故宫收藏，但也在这里展出过，我那时刚学山水，尤其对披麻皴感到头疼，曾将《芥子园画谱》中此画的摹品临过几遍，还是不得要领，如今看到原作，就像有老师面授机宜，再动笔，感觉大有不同。沈周的一幅山水画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由于时代的久远，画纸已成浅浅的灰色，山势峻拔，树木葱茏，意境高远，尤其令我赞叹不已的是沈周的用笔，他多用粗笔中锋，劲健朴拙，苍润松秀，灵动而不浮，沉着而不滞，墨色是我们画画之人最为渴求的枯润的效果。回家之后，我曾多次试图模仿这种效果，终未达到，后来才知，这不仅由于自己的功力相差甚远，就连所用的墨和宣纸，与沈周时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就躺在一个长长的横柜里，我鼻子紧贴着玻璃，足足看了近两个小时。眼睛离画面也就十几厘米远，画面上的每一个小人，每一个局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我想这样的待遇，今生今世都不会再有了。几十年后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拿到上海博物馆去展出，听说看画的人排起了长龙，每个人在画前只能停留十几秒钟，还大呼三生有幸。相比之下，我当年的近观就近乎奢侈了。长卷本来就是供人把玩细赏的，若是走马观花匆匆而过，简直就像是起哄，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，虽说初衷是让国人了解传统艺术的伟大，但对名画多少有些不敬。
这画长约五米多，宽度只有二十几厘米，画中五百多个人物，每个只有二厘米多高，却画得五官俱全，神态各异，至于舟船、车马、建筑也是面面俱到，无一不精，就连船上的铆钉绳结也都交待得一清二楚。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疑惑，至今无解，我们今天要画这样精细的画，起稿时恨不得把硬铅笔削得如针尖般的细，还得用橡皮反复地涂改，那么，当年张择端是用的什么工具，如何起稿，如何定型的呢，现在国画创作起稿，还是用传统的木炭条，最细的也不过像个火柴棒，如何能描绘得那么精微。后来冯忠莲先生临摹此画，前后竟用了二十年时间，这当然有其他因素的干扰，但也足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规模宏大，笔法娴熟，非一般人所能及。
每当迈出展厅，我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赶快回到书桌前，铺纸研墨，画出自己的感受。后来离开北京，再见到这些名画，多是在印刷品上，虽然仍能引起美好的回忆，却少了当初的那种冲动。
时代变迁，北京早已成为文化多元的城市，而我自己，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中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之后，也从西方诸多美术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，兼收并蓄取代了单一的审美取向。但是，我并没有因此否定和贬低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，相反，却能在多元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价值。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化，应该是相互融合积累的关系，而不能简单的替代和抛弃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这种融合产生于艺术实践过程中一种自发的需求，而非别人的说教与指令。笔墨当随时代，一味的守旧是不足道的，但并不等于说传统就失去了意义。我去年到欧洲，看到众多城市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历史与文化，反观北京正以如此快的速度洗刷古都的色彩，使之无法进入后来者的记忆，我只有无奈和惋惜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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